紅色墟,現實誤——關於李勇政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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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墟,現實誤——關於李勇政的藝術

馮博一

李勇政是一個有著問題和憂患意識的藝術家。這種憂患的問題不是來自那些社會喧囂已久的主流話語,也不是來自所謂宏大敘事所輻射的歷史厚度,而是來自於他的時代記憶及現實生存的境遇。他一直利用文化記憶和社會現實構成的矛盾衝突,並保持著創作主體與現實針對性之間的距離進行消解後的自覺行為,顯示出他的藝術立場與態度在於,遠離現代物質文明所構築的景觀,以獨立自治的姿態,冷靜地關注其中的變化,並通過紅色記憶、社會事件、現實問題所導致的種種現象,以藝術的多媒介方式,在提示、轉化的過程中,思考、演繹和表現出他問題意識的判斷和憂患的指向。

 “紅色”具有誘惑、召喚、激情,甚至是瘋狂的顏色,在中國特定的歷史階段,早已異化為共產主義理想的象徵符號;“墟”是紅色“廢墟、荒蕪”歷史歸宿的現場比附;“現實”是為當下的不言而喻,“誤”指涉的則是由紅色誤導的“錯誤、謬誤”,甚至“罪惡”。作為概括李勇政個展主題的關鍵字或限定詞,我試圖歸納出他的藝術是由歷史到現實依存所導致的一些列時代遺失的烙印,同時也是李勇政藝術創作構成了適宜表達這一內容的相應作品。他在《保衛祖國》的作品中,將位於羅布泊中心一處軍用機場廢墟前,用磚拼成的“保衛祖國”四個字進行了置換。“保衛祖國”一直是中共官方的政治口號,其實是“保衛權力”的一種宣喻式的注腳,而羅布泊是1964年試爆第一枚原子彈的地區。當這件作品放置在展覽場地時,恰恰是“紅色墟”在文化地理上的一種真實寫照與諷喻。而《送給你》的作品是李勇政在展覽現場設置一台老式單色膠印機,並印刷複製了1945年7、8、9、10月部分《新華日報》。從1938年1月11日到1947年2月28日,《新華日報》是中共在國統區合法出版的刊物。當觀者看這些文獻資料的內容,再比照現在的情況,可以說歷史與現實的荒謬通過現成品與觀眾的互動而躍然紙上。因此,與其說這件作品在大陸展覽有意義,不如說在臺灣“送給你”更有意思。正是這種源于藝術家內心的、不受過多外在因素所干擾的憂患意識,促動了李勇政在面對歷史、現實的生存境遇時,總是對紅色記憶的質疑與批判,勾連並介入到社會現實景觀之中,以一種沉鬱的裝置、影像、行為等等視覺形態,來關注于生存現實的底部,盤繞在個體生命的最基礎層面,呈現出一種稠密、悲憫,甚至宿命和無望的藝術質色。這不僅是因為他的作品在審美意蘊上帶有更多的象徵意味和生命潛在狀態的深層探討,還由於他把前衛藝術的一些合理化成份融入到現實主義創作過程之中,即他試圖擺脫純粹的寫實主義所形成的對現實生活原相的過份依賴,又不想讓自己捲入實驗藝術敘事所時常形成的文本迷宮中。我以為,在中國大陸很少有藝術家能夠像李勇政這樣將深深地植根於民間的悲愴,感受著歷史的無奈和傷痛,體恤著庸常生命的宿命,以及洞悉著一種存在於歷史、現實意義上的悲劇性根源。

李勇政的創作充滿了生命內在的灼痛感。這種灼痛來自民間,來自他生活的本源,更來自他自身對苦難記憶的反復咀嚼和不盡的體恤。2012年2月19日“烏坎事件”之後,李勇政通過微博委託在廣東烏坎的網友,將採集到的烏坎泥土作為原材料,在成都燒制出建築用磚,以徵集志願者的方式進行傳遞。從2012年6月21日開始,李勇政將磚郵寄給第一個志願者,傳遞至今還在進行當中。這一傳遞互動的過程,以及在網路上引起的不同爭議,延伸了這件作品的持續發酵,作品的含義和內容也因參與者的不同而變得更加複雜。從中不僅可以看出李勇政是把社會事件中的一個資訊或節點,同時賦予了內容和形式方面的多米諾效應,把“人”在社會中的資訊作用,做了強化的顯現與處理,於是行為和資訊從非現實的層面進入到一個現實的層面,以此來表達他對當下現實社會的深刻關注,也是對我們所賴以安身立存境遇的某種絕望的訴求。而承受傷害的行為,應該是最直觀具體的觀察點。所以,這是李勇政利用了社會事件和處理資訊的一種藝術方式,從而產生他對這種社會事件引發的系列問題的揭露、質疑與批判。我始終覺得,在任何一個時代,藝術創作雖然是個人化行為,但它又體現出許多集體性記憶及參與。它不可能不與生命終極上的無望、感傷、困頓……發生關係,不可能不與存在內部的諸種可能性相關聯,不可能不以種種價值取向深入到社會群體來共同尋求的精神要素之中。李勇政這種對存在本質的懷疑和追問中,分明地感受到了生命中那份無法排遣的焦灼。他無法為這種焦灼找到理想的出路,所以他常常不自覺地為作品形態選擇了宿命的注解。如同他的一塊永遠《濕潤的碑》和《木板上的鹽》,那是試圖將已獲得的記憶經驗保存下來,由此也產生了抗拒喪失的想像。因為,終有許多看不見的東西,被永遠地遺失,而那些恰恰是彌足珍貴的。但是,我們還需要看到在這種傷痛和無奈之外,又分明折射著李勇政對生存苦難積極承擔的態度,折射著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對良知、道義和尊嚴的呵護,特別是對藝術介入現實立場的捍衛。

李勇政的多媒介藝術始終堅持一種鮮明的入場態度和自我思考的判斷。他大膽地懷疑,勇敢的表現,絕不是僅僅停留在表現某一地域的類型化或某一題材的自我重複,而是變化多端,時時令人耳目一新。這些作品照見了這個時代的真相:一個是屬於這個時代;另一個是不能見容於這個時代。這種差別主要表現為他對時代強調的東西有所不同,卻也和時代個人的變化有關。因此,他的這種帶有挑戰、顛覆的藝術方式,以及作品中潛隱不安的傾向,使他不斷地調用社會事件納入到自我的創作之中,以增強作品本身的吸引力,擴大藝術傳遞的可能性空間,並通過偶然性的精心組接來體現文本自身的藝術智性。所以,他既有幸生存在一個動盪的時代,又註定了他和我們都在劫難逃。2015年初,李勇政通過社交媒體,委託網友幫助拍攝道路兩旁、建築前後站立的塑膠員警,取名《嗨》的作品,一年時間內,收到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不同地方員警的模型照片。大概這也可算是李勇政藝術的一種“意外”吧,使得他的藝術一方面艱難曲折地展現,同時又再度成全了他叛逆性的自覺內容。推而廣之,對於有著極端性表現的思想和行為,應當充分考慮其中在中國的現實依存,畢竟叛逆的另類在中國多事之秋的現實社會,可以作為一種價值評判標準。特別是在那些所謂的藝術“精英們”都在與官方同流合污,藝術界趨炎附會於體制或藝術市場系統的腐朽。因此,李勇政的這種挑戰、揭露、質疑、批判的直接“反骨”行動,就有點飛蛾撲火般的悲壯了,並顯得尤為地難能可貴!

歷史與現實的發展變化可能是無盡的,遠在我們視野的想像之外。所以,不斷地“照亮”——如同李勇政的藝術創作,才能逼仄歷史的真相和接續自我的人文情懷,尤其是藝術家應該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社會責任。

                          2018年5月30日

冯博一 :艺术评论家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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